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剖析一个“蝼蚁村” 如何改变杨改兰们的命运?1

[日期:2018-07-20]   来源:  作者:   阅读: 0[字体: ]

剖析一个“蝼蚁村” 如何改变杨改兰们的命运?

2016/9/14 微信公众号“叶檀财经”、“tancaijing


        甘肃杨改兰一家六口自杀身亡的惨痛事件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,是因为死得过于平静与沉默。

        此事撕裂了社会,多数人将责任归于政府,另一些人则认为,任何社会都弱势群体,精神身体的疾病残障,缺乏自控能力,都会导致贫困。虽然很残酷,但政府的责任是保障基本生存,而不是提高生活质量。

        向逝者默哀,同情心值得尊重,弱势群体不该受到轻视,尽可能找出背后的原因,才知道方法所在。

         杨改兰这样的命运在贫困时期、贫困地区发生概率较高。中国传统农业社会,死亡并不隆重,生死都很随意。根据2003年《中国人口科学》发表的侯杨方《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》一文,该时期粗死亡率在25‰~35‰之间,婴儿死亡率可能在170‰~200‰之间。即使皇家,由于医疗条件、政治斗争,死亡率也很高,康熙做了61年的皇帝,生了50多个小孩,其中儿子35个,活下来20多个,儿子的死亡率31.4%左右。

         杨改兰一家的悲剧并不是源于吃不饱饭、身患重病等客观因素,从所报道的一切来看,杨改兰的生活灰色到令人绝望。

        杨改兰家没拿到低保,很可能受到歧视。

       村委会2013年村里定低保户时,曾把杨家定为享受低保户,2014年低保资格被村里取消,村主任的解释是,“当时精准扶贫的标准是全年人均收入2300元,低于这个标准就能进入建档立卡户。但杨家全年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,明显高于2300元的标准。他家地多,女婿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,还3头牛,两只母猪”。

        据《海峡都市报》报道,在阿姑山村,若能进入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,能享受到每户1.2万元的建房款,发展畜牧买牛每头可1万元补助,盖牛棚国家补贴1万元,享受4万元无息贷款。对贫困农户,这是一笔大资金。

        在这件事上,程序没问题。2014年开展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行动,程序是,全村集体提名、商议,经公示无异议,上报乡镇,乡镇审核公示,确定名单。

        再好的程序在这样的偏远乡村也没用。阿姑山村是当地镇上最贫困的村,该村第四社石磊社共9户建档,分别是是社长李进先,村支书哥哥李进忠,村支书例子李克基,李守忠,李进刚,李春生,李海荣,王白秀,李进安。所以,扶贫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扶村干部,扶村里的强势群体。

        杨家每个月打工种地23000元的收入,母猪折价无法获得现金,杨家因为上门女婿和贫穷,在村里受到不公平待遇,这种刻骨的文化积淀短期内不会改变。杨改兰自己也看不起李克英,强势彪悍的奶奶杨兰芳曾经招过上门女婿,又赶走,同样看不起上门的李克英。就杨改兰本身来说,当她夺走四个孩子的生命时,根本没意识到孩子是独立的生命个体,所以,她的生育也是一件非常随意的事。

        贫困乡村存在歧视,歧视上门女婿,歧视没儿子的家庭,在中国底层社会中完全没想像中的田园牧歌,扶贫款流向了村支书的亲戚,或者流向几个儿子的势力的家庭,这种歧视现在克服不了。

        解决的办法是建立独立的扶贫款抽查制度,尽可能抑制歧视倾向。但在目前的文化土壤下,精准扶贫只是一个梦。发展民间高效的NGO组织,改变政府主导的扶贫方式,是治本之策。

        从经济的根源上说,让杨改兰们实际上的自由迁徙权,是改变扎根于乡村歧视的最好办法,重新获得资源、重新分配资源,像英国的囚犯去了澳大利亚,重获新生。

        1978年以来第一批自由选择经商、打工的群体,都是自主意志极强的群体,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,或者已经成功,或者到了较为发达的地区生活。

        举一个数据。20147月香港大学发布最新的研究报告称,在20022011年间,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到了每10万人9.8例,降幅达到58%。其中最大的转变在于3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,自杀率减少了90%。婚姻失败,对未来生活失去希望,是从前农村妇女自杀主要原因,自从改革开放以来,农村妇女外出打工,自杀率大幅降低。

        打工这条渠道对于农村妇女革命性变革,如果在当地固定居所、固定职业就能落户,那么农村妇女的命运将会再次发生一次革命性变化。

        改革开放三十年后,扶贫的目标已经变化。第一代具独立意识的年广久们,早就摆脱了贫困的命运,而现在的杨改兰们,普遍自主意识与独立意识不强,处于贫困与歧视的循环中,需要跟随总体经济的发展,生活才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        市场化程度必须更深入,政策必须更讲效率,才可能改变杨改兰的命运。假设,杨改兰扶贫无息贷款几万元,或者,可以出租自己的田地,到周边城镇开个小店然后落户;同时,让孩子跟随父母,凭借“学习券”,到初中为止的义务教育期在当地自由择校,起码杨改兰们的人生选择是多元化的,没上过一天学,被土地和四五个娃绑定绑在村里,在普遍的歧视下,与强势到不可思议的奶奶共同在土坯房里生存。说实话,杨改兰的生产与思想跟三四百年前的人,没太大差别。

        杨改兰仍可能选择在当地维持贫困生活,但了选择后,更多的杨改兰会离开土地,选择更为广阔的生活。中国是全球脱贫最成功的国家,原因就是三十年的市场经济改革,就是让被束缚的人了更多的自由选择。

        第二个办法是提升义务教育的切实程度,并且初中毕业后增加两年职业教育。

        杨改兰们改变命运的又一个办法是让孩子拥比较好的教育,孩子数量绝不能多,但孩子们的基本生活前景必须因为教育,得到大的提升。

        从珠三角的社会调查报告来看,农民工朋友们赚钱两大用途:一是买房二是让孩子上学,原因就是养老与教育。杨改兰自己没上过一天学,她给大女儿交学费,买新衣让上学时穿,对于读书种膜拜。

        我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,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出,这是一大批受到不公待遇的“蝼蚁”,初中是义务教育,索性免除所的杂费书费,对初中毕业接受了基本教育的孩子,必要继续接受两年职业教育,以便找到一份工作安身立命,职业训练对于贫困家庭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,都是至关重要的。

        类似于杨改兰这样沉默的群体,在中国非常庞大。

        截至2014年底,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贫困标准(2010年不变价),我国贫困标准以下人口7017万人。2014年,贫困标准上升至2800元,按购买力平价计算,约相当于每天2.2美元,略高于世界银行1.9美元的贫困标准,贫困线以下2亿人口。杨改兰所在的阿姑山村是个贫困村,全村人口841人,在贫困线下的433人,过半数。

        经过一轮市场化的筛选,现在仍然留在偏远贫困乡村的庞大而沉默的贫困人口,独立意志不强,智商与情商不会太高,他们的生死,似乎都无足轻重。正因为如此,政策的理性与效性就更重要,否则扶贫款,不知道去了哪儿。

        谴责地方政府,谴责歧视,固然必要,更应拿出可以推广的低成本的方法,坦承现社会的不足之处,一些痛点根本改变不了,只能最大限度减少人数,仅仅谴责是一种思维的偷懒。

        当上亿的人生死都无足轻重时,社会一定如泰坦尼克号一样沉船。

          注:早起,天下雨了,这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,18号跟大家见面。

           身边的人似乎永远机会见,身边的风景最容易受忽视

           其实,人生就是见一面少一面

           好好珍惜身边人。月饼节快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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